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联合公报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６日）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阿·阿卡耶夫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杨尚昆主席、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分别同阿·阿卡耶夫总统在友好、求实的气氛中举行了会晤和会谈。
　　访问过程中，吉尔吉斯贵宾到深圳进行了参观访问。

　二、在中吉首次高级会晤期间，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各自介绍了本国国内的情况和发展计划。

　三、双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于一九九二年一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表示满意，并认为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有助于维护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吉建立外交关系不针对第三国，也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声明，彼此视作友好国家，并愿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双方将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以睦邻友好的精神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相互不以任何形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领导人认为，双方观点的某些差异和不同做法是自然的，并不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

　六、两国将就双边合作及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经常进行政治磋商。两国领导人，议会、各部门、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将经常保持接触。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愿共同致力于巩固和加深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特别是扩大在政治、经贸、科技、运输、教育、卫生、文艺、新闻、旅游等领域的交往。
　　双方认为，双边经济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将促进这一领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合作方面支持采用世界通用的一切形式。

　八、双方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主管机关将在与有组织的犯罪、国际恐怖活动、贩毒、走私和其他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合作。这方面的合作形式和办法将专门商谈。

　九、双方对中国同原苏联在边界谈判中就现中吉边界地段所取得的成果给予积极评价。双方将以有关目前两国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继续讨论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以尽快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十、双方愿就在中吉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和信任措施问题举行谈判，以期取得实际成果。

　十一、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政府确认不和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政府维护民族独立、发展经济所作的努力。

　十二、会谈表明，两国在和平与发展、裁军、防止军备竞赛和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霸权主义等当代基本问题上立场相近。两国将继续为维护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双方认为，各国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方面的差异不应妨碍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合作。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在参加讨论和解决世界事务方面都具有平等的权利。
　　双方将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两国各自加入的其他国际协定和条约。

　十三、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对中吉首次高级会晤的成果表示满意。中吉人民传统的友好睦邻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两国领导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双方相信，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

　十四、阿·阿卡耶夫总统对中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代表吉尔吉斯斯坦领导邀请中国领导人在他们方便的时候正式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感谢并接受邀请。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于北京
法官依照“看不见的手”决定自己的行动
选自《法流失论——法运行的经济学观察》

龙城飞将


　　法官也是和市场商品的供应者一样，彼此是竞争的，只不过他们服务的方式是裁决，提供的“产品”是大家公认的原则下的“公平”、“正义”与“法律”。法官首先是人，是一种利益的个体。换句话说，法官是有血有肉，有独立思想，有个人利益的人。在经济社会中，他不可能摆脱自己对利益的衡量和取舍。如果社会上的大多数天生并不是公平的，是首先要考虑个人利益的，他们也同样。
　　现代法官的行为，可以从经济学的观点得到解释。他们之所以在裁决时要表现出公平，是由于，他必须不偏不倚，否则就会损害到自己的个人利益。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述，法官是向社会提供“法律”、“公平”、“正义”这些特殊产品的供应商。在经济社会中，厂商只有向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才能在向别人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同时达到自己赚取利润的目的。在法的世界里，法官只有向社会提供“法律”、“公平”与“正义”，才能证明他存在的价值。
　　同样地，少数法官在做出不公正判决时，一般也是选择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一方面，他从一方得到金钱，或地位的承诺；另一方面，他又不致被另一方当事人找出破绽从而影响自己当时的地位和以后的仕途。当然，也有少量法官，对这平衡术运用得好，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前提，在谈论司法腐败时，只能说少数法官是腐败的，大多数是好的。但是，关于司法腐败，不知怎么说，才能恰如其分。其严重性，不容忽视。现在有些人对司法腐败非常敏感，只要有人讲到反司法腐败，他们就能跳起来。
　　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说过：“人们如果单单指望依靠他人的仁慈来获得所需的帮助，必定是一无所获。相反，如果他能投其所好并向他人说明帮助他也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那么他成功的机会将大得多。其实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他人做交易，都要这么提议。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从他那儿获得我们所需的大量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不能指望肉商、酿酒师或者面包师会恩赐给我们晚餐，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出于追逐私利的考虑而给予我们晚餐。” 在一个人们都考虑自身利益的社会中，要求法官大公无私，或者把法官理解为或解释为大公无私的特殊的人，是不现实的。他的工作天职是向社会提供公平，他的动因是个人的私利。机器生产产品，但机器本身并不是产品。机器必须生产合格的产品，否则，就不成其为机器。法官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其功能是生产“公平”与“正义”，但法官这种机器本身并不是“公平”与“正义”。法官必须生产“公平”、“正义”，因为这样做，对他自己也是有利的，否则他就不成其为法官。法官是出于其个人私利的考虑，而给予我们“公平”与“正义”。当然，司法腐败也是法官基于个人利益给予我们的“回报”，只不过这种回报是“负回报”。而司法腐败不能得到根本上的遏止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司法管理机制没有在他向社会出售“负正义”和“负公平”时，对他本人的根本利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以契约、交换和买卖的方式使彼此都能获得各自所需的帮助，而劳动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 同样地，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内容的话，我们和“法官”以交换的方式使彼此都能获得各自所要的帮助。法官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的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并且是以一种无形的，相互承诺的契约维系的。
　　在经济社会中，厂商的产品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消费者用货币选择厂商及其产品。政府应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以法律的方式对市场的经济行为予以疏导和管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初民社会，司法的审判权并不是独属于国家。初民社会是熟人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很自然地选择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裁断者。如果“法官”丧失公平，就会失去人们对他的尊敬，并且直接在其个人的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普通法和衡平法之间互相竞争业务，竞争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院的诉讼费收入和法官个人的收入。
　　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最能说明法官的行为选择。对“看不见的手”，斯密是这样叙述的：“一般说来，单个的个人实际上既没有增进公共利益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为增进了多少公共利益。但是，由于他具有支持本国产业而不是外国产业的偏好，他保护了自身的经济安全；由于他以产品价值最大化的方式来管理他的产业，他增加了自身的收入；个人在这一过程以及其他许多过程中，都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利益，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非出自其个人的意愿。不过，个人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并不总是不利于社会的。相反，通过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对社会利益的不断的促进作用甚至比他想要这么做时更为有效。而我也从未听说那些佯装要为公共利益而经商的人真正做过什么有益于社会的事。”
　　观察一下生活在自己周围的法官，他们的行为不是这样的么？如果把这段话套改一下，也许可以这样表述：在法官是竞争性地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条件下，一般说来，从内心精神世界讲，单个的法官个人实际上不一定有真正地去增进“公平”与“正义”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为到底能够实质性地增进多少“公平”与“正义”。但是，由于他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从事他的工作，向社会提供服务，他增加了自身的利益；他在增进自己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是在以“公平”、“正义”这种方式，在增进别人的利益，增进社会的利益；他个人在这一过程以及其他许多过程中，都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公平，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不一定出自其个人真诚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