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原告吴某某因年轻气盛伤人被判入狱，在合肥蜀山监狱服刑。吴某某外祖父汪某某有两女，长女即原告吴某某的母亲，次女即被告李某（随母改嫁到李姓人家改姓李）。吴某某的母亲和外祖父相依为命。1991年原告吴某某的母亲去世后，被告李某经常来照看生父汪某某，直至汪某某去世。外祖父汪某某去世后，留有座落于全椒县某建制镇街道的三间砖墙瓦屋。被告李某未经原告吴某某同意擅自将房屋出卖给被告魏某。原告吴某某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委托堂姐向全椒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对外祖父遗留的房产享有代位继承权，请求判决李某与魏某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

　　分歧：原告吴某某认为自己对外祖父遗留的房产享有代位继承权，要求法院确认自己的权利，并判决李某与魏某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被告李某和被告魏某认为，吴某某作为限制自由的服刑人员，没有继承权和代位继承权，请求法院驳回吴某某诉请。

　　裁决：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审结这起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案，判决死者汪某某在某镇街道的三间房屋属于原告吴某某和被告李某共同共有，被告李某与被告魏某的买卖房屋行为无效。

　　评析：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继承权和代位继承权是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民事权利。

　　一、继承权的法律解释。继承权是指公民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被继承人生前立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而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继承权包括两种涵义：(1)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它是指继承开始前，公民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遗嘱的指定而接受被继承人遗产的资格，即继承人所具有的继承遗产的权利能力。即享有客观意义上的可能性继承权。(2)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它是指当法定的条件(即一定的法律事实)具备时，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留下的遗产已经拥有的事实上的财产权利，即已经属于继承人并给他带来实际财产利益的继承权。这种继承权同继承人的主观意志相联系，不仅可以接受、行使、而且还可以放弃，是具有现实性、财产权的继承权。继承权的实现以被继承人死亡或宣告死亡时开始。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

　　二、代位继承权的外延和内涵。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第一，该权利仅限于法定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产生；第二，继承份额仅以被代位人所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限；第三，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或拟制血亲，即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等；第四，该继承权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适用于遗嘱继承。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曾外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限制；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与被继承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如果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或者对被继承人尽过主要赡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但继承人已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如该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又没有生活来源，或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较多的，可适当分给遗产。

　　三、法律对丧失继承权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公民犯了罪，被判处了徒刑，甚至被剥夺政治权利，仍然享有继承权，其他人不得侵犯他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每个犯罪服刑的人都享有继承权，根据《继承法》第7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1）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2）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3）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4）伪造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如果是因上述犯罪行为被判处刑罚，则没有继承权。否则，继承人因犯有其他罪行而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至死刑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时，都不丧失继承权。也就是说，如果罪犯不是因为丧失继承权的原因犯罪的，仍然享有继承权。未剥夺继承权的犯罪人员，由于服刑期间人身自由受限制，其继承的财产一般由其他近亲属负责保管。如果其他继承保管人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服刑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原告吴某某系死者汪某某外孙，其母先于外祖父死亡，吴某某的母亲先于外祖父去世，且其母没有杀害、遗弃、虐待被继承人（其外祖父汪某某）和为争遗产杀害其他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原告吴某某因打伤他人入狱，无对外祖父及其母亲构成伤害等丧失继承的犯罪行为；法律规定服刑犯人仍然享有民事权利，故原告吴某某对外祖父汪某某遗留的三间房屋享有代位继承权。被告李某系汪某某女儿，对三间房屋也享有继承权。在遗产未分割前，原告吴某某和被告李某均对三间房屋享有所有权，属于共同共有关系，即该瓦房为吴某某和李某的共同财产，在未分割前未经吴某某同意私自转卖无效。因此，被告李某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未征得原告吴某某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将三间房屋出售给被告魏某，其民事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

　　（作者单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
论强化民事执行制裁措施
庄忠范

　　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申请，利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法律义务，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活动。强制执行通过采取对财产查封、冻结、扣押、搜查、拍卖、变卖等措施来实现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当这些强制措施无法实施或实施过程中遇到阻碍时，国家必须用制裁的手段来排除妨害。民事强制措施以债务人之财产为对象，制裁措施则以对债务人人身之强制为原则。适用制裁措施是有效实施强制执行措施之必要保障，是国家强制力的终极表现。现行强制执行法律一般并未将强制执行措施与制裁措施严格区分开来，这不利于我们探讨制裁措施的重要意义。在立法体系中，制裁的范围包括对判定债务人人身方面的所有措施。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每一项制裁措施及适用条件，而要探讨制裁措施的重要性及如何强化制裁措施等问题。
一、强化制裁措施才能保证民事法律执行得到充分尊重
　　在我们这个缺乏法治文明的古老国度里，法治从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换过程中，一方面是法律制定的多了，另一方面对抗法律的剧烈程度不断使国家强制力的威信大打折扣，法律权威难于树立，债权人的权利不能有效得到司法保护。“执行难”严重阻碍法律实施，可以说是人治对法治挑战的集中表现。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法律的严肃性和对所有权保护的重要性受到债务人、关系人甚至某些政府官员的普遍漠视和不尊重，恶意避债现象相当普遍，地区和部门利益高于法律利益。财产所有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恶果是人们不会去开发、利用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益，不能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向生产效益高的人手中转移，交易陷入无序状态，民众失去对行为进行评价判断的标尺，经济不能建立稳定的发展基础。
　　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保障一种法律秩序是最重要的。只有在法律秩序下，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才有交易安全和公共安全，人的自由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秩序的建立必须靠法律权威，法律权威的树立与法律制裁的有效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世界最流行的法律经济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制裁的有效性，强调必须运用所有的制裁手段来维护法律的神圣性，制裁的效果不能是不痛不痒的，必须使之达到抑制犯法行为不再发生的结果。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发达国家都重视制定完善的制裁法律，刑事法律广泛运用到民事司法领域，给予财产所有权最完善的保护。蔑视法庭、攻击法官、拒绝法庭传唤、不执行法庭命令、恶意逃避债务等行为必须得到追究。在媒体上攻击法律生效裁决将被裁定有罪予以惩处(理由是损害了法律尊严)。正因为有完善的法律制裁保障体系，使民事生效法律文书得到普遍的尊重和执行。
　　十五大确定的“依法治国”方略，中央(1999)11号文件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都提出了一个树立司法权威的问题。司法权威的树立一方面靠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就是要靠强化法律制裁。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就是要对不执行的人加以惩办。解决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出路在于强化法律制裁措施。
二、制裁的理由和制裁的有效性
　　判定债务人不能自觉履行法律义务使法律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必须要予以制裁。制裁的理由：(1)判定债务人不仅不能主动履行法律裁决确定的义务，且不能采取积极态度配合法院强制执行，其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活动中被法律确认为违反交易规则、不诚实信用、不公平交易等，且在法律裁决之后，仍不能反悔过错行为，不自觉履行法律义务，显见其行为本身不仅对债权人财产权利侵犯，且蔑视法律本身。既然其连法律责任都不能积极承担，更妄谈道义责任，实为缺乏信义及操守不良人格。因此法律上应当予以制裁。(2)既然法律已对纠纷作出裁决，裁判的客体——标的物的归属(或者应履行给付的金额)之财产权利应明确属债权人所有。判定债务人在法律裁决生效后仍然拒不交付，显属非法侵占他人财产。当其不能自愿交付时，一旦债权人申请，法院即应在强制执行的同时按照判决给予债务人双倍支付违约金或缴付滞纳金等惩罚性执行，遇到妨害时当然要予以制裁。(3)对故意隐匿财产，强制转移已查封、扣押的财产，暴力抗拒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其行为性质已与故意盗窃、强行侵占、强抢他人财产没有区别，对这类严重违法行为必须予以刑罚上的严厉制裁。
　　要坚持制裁有效性原则，即必须是以排除对强制执行的妨害并遏制此类行为不再发生。要针对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有效制裁方法。有效性的标准是采取的制裁措施所产生的威慑，使潜在的违法者知道因违法不能获取到利益，且所受到的惩罚痛苦远远大于获取利益的快乐，从而自觉选择守法之路。比如判定债务人从拖延执行中获取了100万的利益，而法院仅对其罚款3万元。显然这种处罚措施不仅没有造成判定债务人心理上的压力，相反会纵容了不法行为，选择的制裁措施就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并不优先选择制裁措施，如有对财产实施强制执行的办法，当然应对财产实践强制执行措施。只有在遇到妨害时，制裁措施才发挥作用。
　　建立一整套科学严谨有效的制裁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开展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制裁体系包括实体体系和程序体系。实体体系包括由轻至重的各种制裁手段；程序体系是保证各种制裁手段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和准确性，使法律资源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它不能使各种制裁措施变成一种摆设。
三、现行制裁体系的缺陷
　　强制执行一直陷于一种困顿状态，这个矛盾因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加而变得十分突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制裁措施存在明显的问题。繁琐的程序使得本来规定就不完善的制裁措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有传统法律思想的负面影响。表现为：
　　一是在民事执行领域轻刑事制裁。重视公法意义上对政权的危害，关心行为是否达到“危害社会的某种程度”，而轻视私法意义上所有权的保护，认为民事案件仅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在制裁方面，严格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分，严格限制对债务人人身的拘束，完全忽略刑事制裁在民事执法领域中的运用。
　　二是认为民事案件属民间纠纷，人民内部矛盾，要以说服教育为主，“不要动辄制裁”，忽略了民事法律执行的强制性和制裁的重要性，总是强调要防止滥用，却不讲如何充分运用。
　　“对一些肯定可以说是妨害执行的消极行为，如故意躲避拒不与执行人员见面，拒不回答执行人员的询问，不如实陈述财产状况，拒不提供有关财产状况的证明文件等，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讨论中多数意见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讲座》第196页。)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制裁措施存在问题及传统法律思想负面影响的集中反映。这些解释注定要使执行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艰难和被动之中。
　　执行中发传票给判定债务人，通知到庭接受调查。这种传唤与诉讼阶段的传唤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同。诉讼阶段的传唤，对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权利，即在法庭上进行申辩，如不到庭意味着放弃诉讼权利，拘传仅适用于必须到庭的被告，如追索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抚恤金和劳动报酬几类案件。执行中的传唤则用于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强制其履行法律义务。到庭对判定债务人是一种法律义务，是必须的。在法院不能掌握判定债务人财产线索的情况下，传唤到庭就成为必经程序，不到庭即应被强制到庭，到庭后不提供财产凭证或虚假提供应受到法律制裁，这样法律才能发挥效用。执行《规定》中第97条、98条规定“债务人需经二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可以拘传，询问后不得限制债务人的自由”。为什么要经过二次传唤?为什么规定不论债务人是否配合都不能限制债务人的自由?这种规定对人民法院正当行使司法权变成了一种限制。由于这种立法上的失误，以致于实践中有些法院扭曲地把应由债务人承担的必须提供财产情况的责任强加给债权人，也导致执行工作大量耗费在外查找债务人财产，如查询众多的无存款的银行帐号，搜取、收买情报。这种低效率的执行方式根源在于制裁措施的软弱。
　　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制约了刑法的威慑与制裁。我国刑法对民事执行方面的极端行为规定了四个罪名，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妨害公务罪、妨害作证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犯罪行为地管辖原则也适用上述四项犯罪。这项规定在现实“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地方化”盛行的情形下，显得非常不适宜，实践中难于操作，使许多应该受刑事追究的不能被追究。犯罪行为地法院管辖原则忽略了民事执行案件的特点，忽略了刑事追究与执行法院执行案件的密切联系，不符合民事执行工作的实际需要。
　　关于司法拘留的规定，有两个问题制约这项措施发挥其应有作用：一是审批程序，二是期间规定。司法拘留由庭长审批，院长决定并签发。这种严格的做法确实起到了防止滥用制裁措施的功效，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授权执行法官在执行现场适时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丧失最佳执行时机。院长审批决定，实际上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应予修改。司法拘留可否由三名执行法官决定制来替代?司法拘留期间的规定，可以说现行法律规定简单套用了治安拘留的期间规定。期间规定过短，使执行法官根据实际对制裁的选择范围缩小，也使得这项制裁措施的威慑力大大降低。如果债务人应承担1000万元的给付义务，拒不向法院提供财产去向，也不自动履行，执行法官选择司法拘留15天予以处罚，债务人会权衡是否值得用失去15天的自由换取1000万财产的执行?司法拘留作为执行过程中最经常适用的制裁手段，要发挥更大效益，对期间的规定需要进行立法变革。
四、借鉴发达国家法律经验，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
　　在解决执行难过程中，应把立法放在首要的位置。应当专门制定一部民事执行制裁法，它可以成为未来强制执行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事执行中的制裁措施既不同于一般的刑事制裁，更有别于治安处罚及行政处分。这些措施应该包括强制到庭、具结悔过、罚款、司法拘留、刑罚处罚等措施。各种措施之间形成对付各类拒不执行法律裁决行为的阶梯，按照对抗的剧烈程度排列出一个由轻至重的制裁体系。这个体系需要一个专门的立法来加以解决。
　　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它既可以解决现行制裁体系无序和软弱无力的现状，对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对法律的尊重，有利于法治的建立。对全体民众来说，遵守刑法法律规范一般是不成问题的，只有少数个别人的行为需要用刑法规范予以调整。对每个民众来说，一生都要生活在民事法律关系之中。行为必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交易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因此，要保障社会正常高效运转，推进社会进步，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相比较，更具有普遍的和重要的意义。商品经济社会中民事法律应当受到最为普遍的尊重，刑事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事法律的延伸和补充。要使民事法律受到最普遍的新生，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其意义不仅是现实的，更是长远的。
　　我国历史上民事执行法律经验是很少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新的世纪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中，法律上需要借鉴学习发达社会的先进法律经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一个人如果被民事法律裁决缺乏诚实信用，违背交易规则或者不履行法律义务，除了依法拍卖财产，给予制裁外，他将会失去经济交往的基础而难于生存。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债务人不能交付判定的财产或财产不足清偿时，债权人可申请法院命债务人到法院宣誓，开列全部财产明细。若债务人不到庭宣誓或拒绝宣誓，法院须收押债务人，收押期间为六个月以内。香港法律规定，如果债务人未能按照法院作出的付款命令对债权人如数按期付款，债权人可申请法院发出“判决传票”，命令债务人出庭并在宣誓后接受有关其经济能力的讯问，交出财产簿册和文件，如果债务人拒不到庭或者虽然到庭却没有提出不履行义务的合理理由，法官可作出将该债务人交付羁押的命令，直至其愿意偿还债务并作出实际行为之时。台湾强制执行法规定，法院受理债权人申请后，应确定讯问期日，债务人受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者，执行法院得拘提之。债务人传唤到庭后拒不提供财产下落或者报告者，法院予以管收。对显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者，故意躲避(迁移外地)的，法院予以拘提管收。在管收前，法院可以要债务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予以拘提管收。管收指将债务人送进管收所剥夺其自由，管收期间为三个月以内，有另外理由可以再管收一次。对上述立法经验，我们在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时可以借鉴过来。
　　综上所述，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过程中，民事执行的问题和出路都在于强化民事制裁。应当对已有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使制裁措施能够发挥其“护法”效应。这不仅对改变执行难的现状有现实意义，对建立法治国家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