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

作者 龙波


一、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含义
刑事损害赔偿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均有涉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通过对以上法律司法解释的研究，笔者认为，刑事损害赔偿是指犯罪人对因其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具体被害人的赔偿，这里的被害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也包括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同时刑事损害赔偿对于量刑也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
刑事损害赔偿能否得到真正执行对于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赔偿的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损害被害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严重影响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关注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致力于赔偿判决的切实执行。然而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刑事损害赔偿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如人意。北京大学法学院刘东根博士曾对安徽省某县级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共307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部分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害人中，只有约30%的人得到了全部赔偿，有15％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约有47％的人获得了完全赔偿，约12%的完全没有得到或者得到很少的赔偿。 [1]笔者于2005年对某市法院2003-2004年度审结的307起案件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损害的被害人中，只有63.7％的人得到了赔偿，但其中有18％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人那里得到的赔偿，没有得到赔偿的也占7％。在财产受到损失被害人中，也只有约65%的人获得了赔偿，其中有约14％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分子手里获得的，没得到赔偿的也约占9％。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原因
1、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有限。许多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受“赔了不罚、罚了不赔”观念的影响，只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在判决之后，犯罪人及其家属认为已经受了国家的处罚，对被害人就不再负有义务。因此，对损害赔偿的判决拒不执行或不予积极配合，导致损害赔偿很难执行。
2、刑事损害赔偿的赔偿方式单一，犯罪人没有继续赔偿的能力，无法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就不能赔偿。目前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以犯罪人诉讼时的财产为限，以金钱一次支付或分期支付为其形式，除此之外，法律没有其他赔偿方式的规定。这样的话，被害人要想获得赔偿很难，因为除非犯罪人在犯罪时非常富有，否则犯罪人一旦被判了刑（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实刑适用率高，管制、缓刑、罚金等的适用率非常低），即意味着进入监狱服刑，这样就丧失了在社会生产中活动的条件，也就无法获得劳动收入。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但是，监狱的劳动报酬低微，且一般各地监狱的做法是报酬用于罪犯的日常生活开支，多余部分由监狱管理机关保管，在罪犯出狱时一次性付给罪犯，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并没有以罪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报酬赔偿被害人的规定和法律实践。因此，现行的监狱劳动报酬制度对于刑事损害赔偿来说没有实质意义。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普遍较低，这主要因为：一是犯罪分子年轻化，拥有的个人财产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呈现犯罪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犯罪大军中的主体。 [2]二是犯罪分子多数处于社会的较低的阶层，无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良好的教育，经济状况很差。三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得逞以后往往将犯罪所得财产挥霍一空，这在财产犯罪特别是一些贪官的贪污案件中非常明显。
3、我国刑法只规定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只作为量刑时酌定考虑的情节之一，而对于判决以后，在刑罚的执行阶段，犯罪人的赔偿对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执行就不再产生任何的实质性影响。在判决之前，犯罪人积极赔偿，以达到从轻或减轻处罚，一旦判决以后，犯罪人认为只是向国家好好履行义务就行了，对被害人是否履行赔偿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就会怠于赔偿了。
4、公安、检察等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导致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没有及时掌握，使犯罪分子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这主要表现在没有及时、全面的查清犯罪人的财产，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犯罪人及其家属转移财产。同时，对于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出面干预、打招呼，拖延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导致犯罪分子有时间转移财产，逃到国外，这使国家受损失的巨额财产得不到追偿。
5、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的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执行的装备落后，执行没有力度，执行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执行机构的职责和权责不分，法院“重审轻执”现象仍很严重。 [3]执行体制中存在很大问题，“审执不分”，执行人员一手操办，滥用权力，效率低下，导致犯罪人的亲属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使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最终还是得不到赔偿。
6、有些恶性犯罪案件，仅靠犯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赔偿。主要表现为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如投毒罪、爆炸罪等案件，往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仅仅依靠犯罪人一人或其家属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赔偿所有被害人的损失，如发生在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发生在阜阳的劣质奶粉案，都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对于这样的案件，犯罪人的赔偿显然对被害人来讲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几点具体措施
（一）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中损害赔偿执行的相关规定，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结合起来
犯罪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一方面来讲减轻甚至消除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从主观上他承认其罪责，愿意为其的犯罪行为负责，从客观上来讲，通过犯罪人的赔偿，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也减轻，行为危害性减弱，这就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不需要再用刑罚来证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比利时犯罪学家普林斯指出：任何提供真诚赔偿的囚犯，无论其是全部还是部分的赔偿，也无论赔偿是发生在犯罪后的什么时间，这一情节均应视为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刑罚产生作用；他同时还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关押阶段结束后，囚犯可以被有条件地释放，这个条件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囚犯基于赔偿的需要而支付给被害人的钱财，基于完成了债务，囚犯的自由就是必须的了。 [4] 美国全国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在1973年发表的报告中也将犯罪人赔偿看成是减轻判处监禁的一个因素。 [5]美国律师协会和全国犯罪与少年犯罪委员会都支持把赔偿作为缓刑的一个条件。 [6]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的学者认为，缓刑和假释应该只适用于已对犯罪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至少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补偿的罪犯。 [7]还有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65条（缓刑受刑人之义务）规定：“缓刑之判决得附带宣告回复原状、损害赔偿、公布判决结果等作为损害之补偿。”第168条第1款又将不履行此项义务者作为缓刑撤销的原因。又如《瑞士刑法典》第4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瑞士刑法典》第38条和《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都规定将赔偿损失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 [8]
在国外，法律上或者相关学者已将赔偿损失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等相结合。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也一些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损失可以作为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情节之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两个解释的内容都还不是很明确，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而且这些规定还只仅仅存在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没有突出赔偿损失与刑事责任关系的重要性，使犯罪分子存在误解，对赔偿以后能否得到相应的减免心中无数，从而对赔偿产生消极观望的态度。 [9]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继续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当然，赔偿可以减免刑罚以及作为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的条件的建议并不适用于惯犯和累犯，也不适用于谋杀、蓄意杀人、抢劫等重大罪犯，它只适用于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以及法定刑较低的罪犯。
综上所述，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情节以及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解决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我国《监狱法》第69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同时，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及用途，但在国外，有许多国家对其都有相关规定，如意大利的监狱法规定，向罪犯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平均不得超过同行业工人工资数额的三分之二，在罪犯应得的劳动报酬数额中，有70%属于罪犯所有，另外的30%应当交给救济和扶助受害人基金会。阿根廷的监狱法规定，罪犯全部劳动收入的10％必须用于赔偿因其犯罪行为而给国家或者公民造成的损失，35％用罪犯的家庭生活费用，25%用于罪犯在监狱内自行支配，另外30%作为罪犯的个人财产，由监狱保管。 [10]而我国按比例将罪犯的一部分劳动报酬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国外的按比例赔偿损失值得我们借鉴，用罪犯的部分劳动报酬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既有利于被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罪犯的悔过，可以使罪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给被害人带来的伤痛和造成的损失，对劳动的价值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狱的生产条件的有限，在一些地区罪犯的劳动报酬还非常低，有的甚至没有，但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罪犯工资比例赔偿试点，然后再逐步完善，使被害人意识到有这样一种获得赔偿的可能，这对于解决“执行难”，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为犯罪人创造条件履行赔偿义务，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
创造性赔偿是指为罪犯创造多种形式的获得赔偿能力的机会，从而支付赔偿损害和发展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关系，而为罪犯改过自尊、复归社会提供宝贵的帮助。在我国，它主要包括将缓刑和假释考验与社区劳动、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将周末服刑、定期服刑与参加劳动进行赔偿结合起来；将社区服务的判决与赔偿损失的判决结合起来。 [11]通过将社区服刑和赔偿损失联系起来，规定犯罪人在社区服刑期间必须参加劳动，并将劳动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损害赔偿。这样既使犯罪人得到了改造，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创造性赔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赔偿形式的多样化，赔偿的方式不仅仅只局限于金钱，还可以包括犯罪人或其家属为被害人提供劳务、服务等等。
（四）完善法院的执行制度，进行执行体制改革
法院执行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制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在立法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责职、程序、责任及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等等；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和实施“审执分立”制度，严格区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并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作为同等重要的司法职能来看待；三是要协调内部运行机制，解决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的脱节问题，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执行的因素，即对应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先予执行措施的应当适时采取，避免“执行难”；四是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制约，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裁决权、异议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三权分离”，以避免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保证执行公正；五是必须树立新的执行工作理念，也就是强制执行应该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必须完善现行的强制执行程序；六是必须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条件，加强强制执行所需的力量配置，大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12]
（五）其他方法
如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主要是针对一些重大恶性犯罪案件，犯罪人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完全赔偿的案件，如爆炸案、投毒案等）。赋予应受赔偿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先行给付制度、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对价值较大的犯罪工具执法机关处理后再给予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保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于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也具有深刻意义，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再阐述。
总之，只有真正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问题，才能使犯罪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得到确实保护，才能使其对国家和法律充满信心，继续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才能真正威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⑴ 刘东根著：《刑事损害赔偿研究》[ 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
⑵ 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 M ]，法律出版社，1997年。
⑶ [ 意 ] 加罗法洛著：《犯罪学》[ M ]，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⑷ 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 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⑸ [ 德 ] 汉斯•施奈德著：《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 M ]，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⑹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M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⑺ 力康泰、韩玉胜著：《刑事执行法学原理》[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⑻ 李政、杨惠玲：《从“执行难”透视执行立法程序之不足》[ J ]，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第8期。
⑼ 林榕，《执行难的成因及其相应对策》[ J ]，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关于印发《2010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煤安监办〔2010〕9号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确定的年度工作要点，现将《2010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及时上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一○年二月十日

2010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

2010年煤矿安全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煤矿安全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深化“三项行动”和“三项建设”，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监察监管、安全基础工作、宣传教育和队伍建设，着力抓好超前防范、着力抓好安全执法、着力抓好责任落实，推进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向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努力实现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要突出抓好以下8个方面、39项重点工作：

一、强化安全监察监管，加大煤矿安全执法力度

按照深化安全生产执法行动的部署要求，严格行政执法，推动建立规范完善的煤矿安全生产法治秩序。

1. 严格依法实施监察。认真组织开展重点监察、专项监察和定期监察，严格执行煤矿安全监察执法计划，确定监察执法的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环节，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执法计划执行情况的考核，提高监察执法效能。

2. 严格煤矿安全准入制度。严格煤矿重大建设项目安全核准，强化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加大对建设项目、整合技改矿井的监察监管力度，严防边施工边生产；严格煤矿安全许可证颁发管理，加强对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专项监督，督促各类煤矿企业持续保持安全生产许可条件。

3. 严厉打击煤矿非法违法行为。健全完善联合执法机制，根据阶段工作重点和辖区安全生产实际适时组织开展联合执法，依法依规严厉打击煤矿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严防已关闭小煤矿“死灰复燃”，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违章行为，加大对煤矿生产建设过程中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4. 强化安全生产跟踪执法。抓住执法重点，加强跟踪执法，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杜绝非法违法行为前纠后犯、明纠暗犯，严防发生新的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同时，要加大对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的曝光力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5. 加强协作联动。紧紧依靠地方政府，进一步明晰职责关系，加强检查指导，落实地方煤矿安全监管责任；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本级政府相关部门、下级政府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健全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推动煤矿安全监督管理行为的进一步规范完善，落实完善工作联动机制，形成更大的煤矿安全工作合力。

6. 积极创新监察监管工作方式方法。进一步转变煤矿安全工作的思想观念和方式方法，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源头治本和超前防范上，放在督促“两个主体责任”的落实上，及时研究辖区内煤矿安全新情况、新问题，采取强化煤矿安全监察执法的新对策、新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抓住重中之重，进一步深化煤矿瓦斯防治工作

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张德江副总理关于煤矿瓦斯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煤矿隐患治理行动，有效遏制重特大瓦斯事故。

7. 认真落实先抽后采、抽采达标的要求。把瓦斯抽采能力和达标煤量作为生产能力核定的重要依据，严防超能力生产，严禁应抽采瓦斯而未建立抽采系统的和煤层瓦斯抽采不达标的矿井组织生产。

8. 坚决贯彻煤与瓦斯突出防治规定。督促煤矿企业落实区域和局部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建立和完善防突机构与队伍，做到不掘突出头，不采突出面；严禁未按要求采取区域综合防突措施和达不到防突要求的矿井开展采掘活动，对具有突出危险又不具备防突能力的小煤矿，坚决依法实施关闭。

9. 严格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和突出矿井鉴定工作。对近3年来降低瓦斯等级的矿井，组织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重新进行鉴定；对发生瓦斯动力现象、开采水平已达到相邻突出矿井始突深度的，责成煤矿企业及时进行突出鉴定，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10. 着力构建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深入开展小煤矿和大中型煤矿瓦斯治理专项整治，深入推进瓦斯治理“双百工程”建设，确保到年底完成示范矿井和示范县（区）的建设目标。

11. 促进采煤采气协调开发。配合相关部门推动理顺采煤采气“一体化”，强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和瓦斯抽采利用；加大瓦斯抽采、防治突出、通风和监控系统的改造力度，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三、继续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推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深化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的要求，进一步巩固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成果，推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12. 巩固扩大煤矿整顿关闭成果。继续关闭资源枯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小煤矿，坚决完成“十一五”后三年关闭2500处小煤矿的任务，确保到今年底把小煤矿数量控制在1万处以内。

13. 加快推进资源整合进度。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提高办事效率，促进简化合并工作程序；严格执行已批复项目的资源整合进度安排，对未按期完成改造的煤矿要取消整合资格。

14. 研究借鉴各地有效经验。借鉴各地资源整合、大矿兼并小矿等有效做法，积极支持、引导大型煤矿企业整合地方小煤矿的工作，全面提升小煤矿安全管理水平。

15. 充分发挥政策激励作用。督促各地研究相关经济政策，用好煤矿整顿关闭“以奖代补”专项资金，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政策激励作用。

16. 探索建立小煤矿正常退出机制。严把煤矿安全准入门槛，研究完善关闭小煤矿的政策和措施，大力推进煤矿整顿关闭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四、全面加强安全基础管理，提高煤矿安全保障能力

通过狠抓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加强煤矿现场管理、技术管理，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基础，不断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

17. 深入持久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督促各地落实开展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的指导意见，组织对申报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的煤矿进行审核、公示和命名表彰，积极实施本质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大力推动岗位达标、专业达标、企业达标；大力推行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示范工程，逐步推动煤矿企业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18. 进一步加强煤矿班组建设。深入学习推广“白国周班组管理法”，强化以班组为核心的现场安全管理，建立以安全生产为重点的班组考核机制；会同全国总工会制定评选表彰管理办法，在全国煤矿评选表彰安全班组长、群监员和安全班组。

19. 督促做好煤矿安全培训工作。继续推进“教考分离”，强化煤矿“三项岗位”人员培训，继续组织实施“万名班组长培训工程”；进一步明确安全培训职责，落实监管责任，组织开展煤矿安全培训专项监察，加强对煤矿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

20. 不断加强煤矿职业安全健康工作。建立完善煤矿职业安全健康工作体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切实改善作业环境，源头控制、有效防范煤矿职业危害。

五、突出预防为主，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进一步坚持预防为主，完善工作机制，发挥政府推动、示范带动、监管促动的作用，通过切实有效的监察监管，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1. 进一步健全完善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对煤矿企业安全工作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监督、考核等制约机制，强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安全技术措施，形成完整的规章制度体系，提高现场安全管理水平，切实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各煤矿、区队和班组，落实到每个岗位和每名员工。凡是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的企业，要责令其限期整改，到期不实行整改的，责令其停产或依法予以关闭。

22. 深入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继续深化对矿井生产系统及瓦斯治理、水害预防、顶板管理、劳动组织等方面隐患排查治理，严格煤矿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强化隐患排查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时间和预案“五落实”，强化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化监控手段，切实搞好隐患整改效果评价，有效消除事故隐患。

23. 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切实保障广大煤矿职工监督职责的落实，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和全社会对安全生产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努力维护煤矿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24. 依法加强和改善煤矿生产能力管理。煤矿企业应当依据登记生产能力，按照均衡原则，安排季度、月度生产计划，合理组织生产，严禁超能力生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应定期对监管范围内所有煤矿的登记生产能力和按登记生产能力组织生产情况进行检查。

25. 大力推进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诚信建设。加强对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诚信机制建立情况的督导，促进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诚信创建活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安全生产诚信度较低的煤矿企业，特别是列入“黑名单”的煤矿企业采取措施进行惩治；积极争取各级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煤矿企业实际，制定完善促进煤矿安全生产诚信建设的相关经济激励政策。

六、加大事故防范和查处力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煤矿事故，严格事故责任追究；加强舆论引导，形成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安全生产舆论监督网络，充分发挥事故的警示教育作用。

26. 严格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严格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三项基本要求和“四不放过”原则，认真履行组织事故调查处理的职责，严肃追究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进一步加大对违法非法生产导致事故和事故后瞒报、谎报、迟报、逃匿行为的查处和责任追究力度。

27. 落实和完善各项制度措施。进一步健全完善和落实事故后约谈、现场分析会、事故通报和跟踪督导制度，促进事故防范措施和责任追究的落实；加强舆论引导，形成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煤矿安全生产舆论监督网络。

28. 健全完善事故调查处理协调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进一步提高煤矿事故调查效率，确保事故按期结案；协同组织开展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推进事故责任追究落实到位。

29. 坚持用事故教训推动工作。进一步加强事故分析，切实吸取教训，加强和改进防范工作；加强对各类事故防范措施和对策的总结提炼，及时上升为规程、标准。

七、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和政策引导作用，推进煤矿企业安全发展

进一步落实“科技兴安”战略，推动煤矿安全技术进步；进一步在强化法规制度、标准规范、政策引导上下功夫，不断健全完善煤矿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章体系，从制度上进一步约束企业安全生产行为。

30. 不断提高煤矿安全装备水平。积极推广应用煤矿安全先进适用技术，强力提高装备水平、提高煤矿机械化程度，严格淘汰落后和禁止使用的技术装备与工艺；配合有关部门积极组织搞好煤矿安全技术改造，加快安全技术改造工程建设进度。

31.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煤矿安全先进经验。做好学习借鉴南非等发达采煤国家煤矿安全先进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工作，开展煤矿井下“救生舱”等避险设施建设的应用试点工作。

32. 发挥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作用。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涉及煤矿安全生产的评价、检测、培训等中介机构的业务指导与日常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中介机构的行为；建立健全专业配置科学、分布合理、工作有保证的安全技术专家库，充分发挥专家和科研院校的科技支撑作用；加强煤矿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开展对口技术交流合作，组织开展“百名专家进企业”等活动，推动煤矿安全科技的普及，提升煤矿灾害防范与治理技术水平。

33. 不断健全完善煤矿安全法规标准体系。积极推进《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煤矿安全规程》、《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办法》等法规、规程、规章的修订工作，逐步建立健全煤矿安全生产法规标准体系。

34. 不断完善煤矿安全工作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推进煤矿瓦斯治理、整顿关闭和基础管理等重点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研究制定操作性强的相关配套实施细则、标准，促进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煤矿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执行情况的调研，主动做好制定煤矿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相关工作。

八、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执行力

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纪委十七届四次、五次全会、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强化煤矿安全监察监管队伍自身建设，扎实推进全系统“五型机关”创建工作；通过加大安全宣传工作力度，进一步营造加强煤矿安全工作的社会舆论氛围。

35. 不断提高全系统的执法素质和履职能力。定期组织煤矿安全监察监管人员进行政治理论和煤矿安全专业知识培训，开办监察分局局长专题研究班，加强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其他执法部门的业务交流，努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学习型监察监管队伍，扎实推进全系统“五型机关”创建工作。

36.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建立和完善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地方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对煤矿安全重点地区、重点企业的联系点制度，加强现场调查研究和检查指导，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坚持执法分析制度，确保行政执法严格规范。

37. 严格依法规范行政监察。强化执法考核与监督指导，加强制度建设和督促检查，健全完善监察执法业务述职制度，不定期组织对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完善闭合监察等工作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38.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落实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健全反腐倡廉制度、强化监督制约、加强作风建设等要求，不断加强全系统廉政勤政建设。

39. 加大煤矿安全宣传工作力度。集中宣传一批煤矿安全监察监管先进典型、基层执法人员的先进事迹和煤矿企业的典型经验，在全系统开展“争当安全发展的忠诚卫士”主题实践活动，大力营造煤矿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