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镇江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镇政规发〔2010〕7号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镇江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企事业单位:

《镇江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镇江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以下简称大型活动）的安全管理，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根据国务院《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举办大型活动的安全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前款所称大型活动，是指租用、借用或者以其他形式临时占用场所、场地、公共道路，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展览展销、游园、灯会、庙会、花会、焰火晚会、招聘会、现场开奖彩票销售等单场次参加人数1000人以上的群众性活动。

第三条　大型活动的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按照“承办者负责、政府监管”的原则，落实“谁承办、谁负责”的安全责任。

第四条　市、辖市（区）（含镇江新区，下同）公安机关负责大型活动的安全管理工作，市、辖市（区）其他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大型活动的有关安全工作。

第五条 大型活动的承办者对其承办活动的安全负责，承办者的主要负责人为大型活动的安全责任人。

大型活动由二个或者二个以上承办者共同承办的，承办各方必须签订联合承办协议和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方的安全管理责任。

承办者是指其名义申报安全许可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六条 大型活动承办者、场所管理者的安全职责及公安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按照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承办者应当在活动举办前制订大型活动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进行安全风险预测或者评估。工作方案的内容按条例的规定执行。

安全风险预测或者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参加活动人员的数量、人群年龄、构成，观众情绪的激烈程度等；

（二）场地开放程度、周边地理环境、道路、桥梁、水域、山体、窄路等部位的安全性；

（三）安全通道、消防设施、技防设施、各种标志以及水、电、气、热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状况；

（四）临时搭建设施、座位摆放安全程度；

（五）活动受社会、群众、媒体关注的程度；

（六）天气及其它因素可能对活动安全造成的影响。

第八条 承办者制定的活动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措施应包括：

（一）对水、电、气、热等重点部位的看护措施；

（二）对桥梁、水域、山体、窄路等危险区域的控制措施；

（三）对入场人员、携带物品的安全检查措施；

（四）对出入口、安全通道的疏导措施；

（五）入退场人员和车辆的导向措施；

（六）入场人员达到安全容量时的控制措施；

（七）广播疏导宣传方案及其他相关安全疏导管理措施。

第九条 承办者根据活动具体情况制定的应急救援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原则；

（二）应急指挥、应急组织和应急人员系统的构成；

（三）各岗位职责任务分工和责任人；

（四）紧急疏散、抢险自救、应急处置措施、应急保障、应急程序等。

第十条 承办者应当在大型活动现场设置治安缓冲区域，用于缓解人流压力或在紧急情况下疏散人群，其面积应与活动规模相适应，并不得在该区域内安排任何活动。

第十一条 承办者应当从依法成立的保安服务公司雇用保安人员开展安全工作，雇用的保安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技能。

第十二条 承办者应当按照活动参加人数2%的比例，配备安全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并为大型活动安全提供与活动相适应的资金、设施、设备等方面的保障。

第十三条 承办者应当按照事先核准的安全容量印制、发放、出售大型活动入场票券。制定票券的种类、发售、查验方式以及票务纠纷处理措施，明确进出人员的统计方式。

大型活动工作证件、车辆通行证的数量应当与活动规模相适应，标明证件种类、通行区域和编号，做到易于识别。

第十四条 大型活动的场所管理者应当向承办者提供场所人员额定容量，安全通道、出入口以及供电系统等涉及场所使用安全的资料和证明。

活动期间，场所管理者应保证场地设施齐全有效，并做好管理和值守工作。

第十五条　承办者应当在举办大型活动二十个工作日前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承办者无法预测参加人数或者不能证明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下的，应当到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举办大型活动需要其他行政机关审批或者对承办者有资质、资格要求的，承办者应当提交相关证书、证明文件。

第十六条 承办者申请大型活动安全许可的条件及审批，按照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现场需要搭建临建设施的，承办者应聘用有专业资质的单位和人员负责搭建工作，所使用建筑材料和设备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和规格，并保障施工期间的安全。临建设施投入使用前，承办者会同设计、施工、使用单位和场所管理者对临建设施进行联合检查并出具验收报告；现场电路、电器设备设施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电检报告。

第十八条 举办大型活动的场所应当设置2个以上的紧急疏散出口。现场安全疏散通道、消防通道、安全出入口、楼梯口应当设置明显的标志、标识，标明疏散方向，并保持畅通。

室内或者有夜场的大型活动现场及其周边地区，还应当具备充足的照明设施和应急照明设施。

场所管理者应当保证活动期间现场广播系统的正常运转，同时应提前准备疏散广播词，在必要时应有专人负责广播宣传，协助疏导工作。

第十九条 不设固定坐席的活动场所按照人均不低于2平方米的标准核定人数。

第二十条 在体育馆（场）、公共广场等其他场所举办大型活动，需要临时摆放座椅的，应符合下列安全条件：

（一）场地席每人所占单位面积不得小于0.75平方米；

（二）舞台主表演区高度不足1.5米时，场地席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不得小于10米，舞台高度在1.5米以上时，场地席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相应增加舞台所增加高度的10倍；

（三）前后排座椅间距离不少于0.6米，左右方阵距离场馆护栏不少于5米，方阵距离疏散口不少于7米；

（四）露天体育场内的场地席，各区位间主通道宽度不得小于8米，辅通道宽度不得小于6米，所有座位席不得占用跑道；

（五）每一区位的座椅摆放不得超过20排、26列，同排座椅之间应予以固定；

（六）在封闭场所举办大型活动的，场所内要有两个以上的安全通道直达场院区。

第二十一条 大型活动场所及人行通道、疏散通道、楼梯和安全出入口、防火间距、防火门应符合标准并保持畅通，禁止堆放任何物品。

临建设施不得阻挡安全通道、出入口、消防设施，与墙面距离不得小于0.6米。

记者席、摄像设备不得占用通道，观众席通道中不得架设固定机位。

第二十二条 大型活动现场铺设的电线应当使用绝缘物覆盖。通道内的电线上应当架设搭桥或者马道。

第二十三条 活动举办前，承办者应当会同场所管理者，组织安全工作人员对场地设施进行全面自检，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当立即整改。自检和整改情况应当书面报告负责许可的公安机关。

第二十四条 在大型活动举办过程中，现场安全工作人员应当进行巡视检查，活动结束后承办者应当组织清场，对发现的可疑人员、可疑物品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接到报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在大型活动举办前，对大型活动场所进行安全检查，记录安全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并由公安机关检查人员和大型活动承办者、场所管理者签字归档。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检查。

监督检查人员发现大型活动场所存在安全隐患的，提出整改意见，责令承办者立即或者限期消除安全隐患。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和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市范围内的学校、工厂等企事业单位内部举办的不面向社会公众的活动以及在影剧院、音乐厅、公园、娱乐场所等在其日常业务范围内举办的不需要进行安全许可的活动，应参照本办法实施安全管理。

对于上述活动，举办者应当在举办活动前将活动内容和组织情况通报当地公安机关，并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落实安全保卫工作措施。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0年10月3日起施行。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 要] 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做到社会公平，实行民事司法救助是达到社会公平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虽然已有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自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之后，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行各业的不断努力，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各项制度。本文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探讨一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文中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和谐社会、社会公平与司法救助
和谐是一个关系范畴，是指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内部（即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和外部（各国家民族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人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以及人的身心（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和谐等。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型的和谐社会，它按照社会主义本质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以共同富裕、民主文明、公正平等、互助合作等为根本的价值目标，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密不可分，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立足于公平的基本理念与规则，才有可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达到社会的和谐。而何谓社会公平？我们以为，从静态的角度看，社会公平是就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既有经济地位，又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还有人格地位等。与此相联系，社会公平应包括社会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政治文化地位平等以及人格平等四个方面。从动态的角度看，社会公平表现在三个方面：条件、机会和结果，或者说是起点、过程和终点。社会条件的公平或平等意味着人们在相同的基础上从事活动，或者说由此出发的社会条件是相同的；机会平等就是均分活动的可能性，社会上的每个职位向所有人开放，使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选择职位的权利；最后，结果上的平等就是指人们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相同。一般而言，绝对的社会公平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使个人的起点及最后的结果之差尽量缩小，对机会平等的保障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社会公平的保障是通过社会利益的保障和衡平来实现的。囿于主题，本文只谈“社会利益”中的经济利益。
社会利益的保障和衡平在现代民主国家里主要是通过国家法律制度实现的，它可分为实体法律衡平和程序法律衡平。实体法律部衡平是指国家以法定形式确认社会利益衡平对象享受国家经济保障的条件及应得经济利益的数量和形式，使弱势群体的实体权利于法有据，并转化为合法权益，而无须受到权力部门或权力个人的摆布与侵害；程序法律衡平是指弱势群体法定权益应按何种法定程序去实现，如何解决实现过程中的争端。法律进行利益衡平是通过为各法律主体设定权利义务来实现的。若是法律权利分配不平等，或者法律权利无法实际行使，就会产生利益格局的失衡，从而引发各种矛盾和纷争。据统计，直到今天我国仍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和5000余万处于城镇农村最低保障线以下的困难群众[1]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均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当经济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因经济因素制约而无法诉诸法律，无法接近司法，就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非合法手段来解决，从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我国的诉讼费用居高不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的学者论证，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诉讼费用最高的国家[2]。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体系日趋复杂，法律事务也日益专业化，公民进行诉讼的各项花费也将越来越大，这就更加剧了经济困难群众接近司法的难度。因此，对这些经济困难群众进行帮助，使他们不因经济原因而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就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司法救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根据2005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第2条规定，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和免交。
司法救助是一项人道的、正义的阳光事业，但在我国起步较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受重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中才有了关于案件免交、缓交和减交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最早的司法救助。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旧）对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作了初步系统的规定，200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规定》（以下简称新）进行了修订，使之更加完善。
（一）司法救助的适用主体
根据新《规定》，我国司法救助的适用对象共有14类，与旧《规定》所规定的11类相比，新《规定》扩大了司法救助的主体范围，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与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主要体现在：（1）近年来，由于建设市场经济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滑坡，见义勇为者受伤或牺牲后，本人及其家庭经济困难的现象时有发生，向受益人追索必要的赔偿或补偿，却很困难。因此，《规定》将“因见义勇为或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人或者近亲属请求赔偿或经济补偿”的诉讼，列入司法救助范围，这有利于彰显社会正义，弘扬正气，提高社会道德水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进城务工人员较多，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法律知识欠缺等原因，容易被雇主拖欠工资，甚至因工伤残却得不到赔偿。为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规定》将这类人员增列为司法救助的对象。（3）现在，我国的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人们最为敏感的产权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各地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侵犯职工（含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突出[3]，尤其是因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买断工龄），拖欠经济补偿金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为此，《规定》将追索经济补偿金也列入了可申请司法救助的范围。（4）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监管制度不够完善，加上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作祟，食品、药品、家电、农用机械等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于市场，经常造成伤害事故，导致消费者中毒、致伤、致残、甚至死亡的纠纷案件增多，将此类案件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5）囿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农村还是城镇，一些群众虽然生活在“低保线”以上，但由于患有严重疾病，致使其本人及家庭陷入贫困。为切实保障这类人的合法权益，《规定》将他们也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围。
虽然《规定》将司法救助的适用对象进行了扩大，但我们以为仍嫌不足，例如，《规定》将受助主体限定于自然人就不大合适，理由如下：首先，现代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平等，平等包括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而不论它们是自然人还是单位 。其次，在当前的民事诉讼实践中，无力负担诉讼费用的单位为数并不少，尤其是那些涉讼金额较大案件的单位当事人。再次，从域外立法来看，司法救助的受助主体均不限于自然人，比如，在日本，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人、企业等团体组织如果有发不起工资等情况，也能作为诉讼救助的对象[4]。最后，在我国，其实已经存在对单位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的司法实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17日《关于的函》，就同意到2000年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减按50％收取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而这类案件中的救助对象基本上都是商业银行等法人[5]。另外，当诉讼双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有较大差异，并且诉讼周期长，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较为激烈时，此时，若是不对经济能力弱的一方进行救助，可能就会导致双方武器严重不平等，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我们以为，这种情况下也应对经济能力弱的一方实行救助，也即，受助主体既包括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困难，也包括相对意义上的经济困难。
（二）司法救助的适用条件
关于司法救助适用的条件，各国多从“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两个方面予以限定，虽然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差异。
1.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
关于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旧《规定》将之规定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新规定对此却语焉不详。应当说，旧规定的规定是过于严苛了，因为决定是否给予当事人司法救助往往是在诉讼程序正式展开之前，这时通常申请者还未开始或完成证据的调查收集，故要求当事人此时就“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显然是不符合诉讼逻辑的。可能正是考虑到该规定的不合理，新规定就避开不谈。但笔者以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若是法律法规不对其进行规定，就只能委之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了，而这显然并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均有明确的规定。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款将当事人主张权利的可能性限定于“并非无胜诉希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107条则要求申请救助的不能是“显无胜诉之望者”，较之以日本，台湾的条件显然更为宽松。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只要申请人所要进行的权利伸张或权利防卫“是有希望得到结果的，并且不是轻率的”，即可通过申请而得到诉讼费用的救助。上述三国的规定中，我们以为，日本的做法较为可取，值得我国借鉴。
2.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在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所需符合的经济条件方面，《规定》第2条规定是“经济确有困难”，《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在起诉或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由此可见，《规定》并没有直接规定一个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这是与我国现阶段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状况相适应的。
关于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判断标准，国外的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日本是以日本宪法第25条第1款所保障的“健康的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也即，要考虑诉讼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的平均生活（国民的一般生活标准）。在日本的司法实务判例中，对“一般生活”具体收入的判断标准，是以标准劳动者家庭的平均收入为基础，通过各种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对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判断，原则上是以申请人本人的财产为标准，但在申请人为未成年人的场合，则完全可以采用以亲权人本人的财产来支付诉讼费用，然后双方再进行债务清算，或者也可以使用财产管理方法这一手段。另外，日本的法律还规定，不动产中的宅地及农业耕地，是本人及家庭维持生计的必要手段，因此这些财产不应作为判断当事人有无经济困难的标准[6]。
与日本的规定相比，我国的规定显然过于简单，难以在实践中操作，有待于在今后进一步完善，尤其应当注意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不应将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算入在内。
（三）司法救助费用的负担
新旧《规定》均没有对司法救助的费用由谁负担进行规定。但从理论上讲，在现代法治国家，当事人依法获得司法保护是一项宪法性权利，而保证经济确有困难者也能平等地利用司法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责任。因此，司法救助费用应当由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应当成立司法救助专项基金，而不应由实施救助的法院来承担，这种做法是现代各国的通例。例如，在日本，诉讼救助向来只有缓交的做法，而没有减、免的方式，是否实施救助对法院的讼费收入并没有任何减损。在德国，实施诉讼救助对诉讼费用可缓可减可免，所需费用也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承担。在英美各国，虽然并不存在直接对应于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制度，但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提供巨额财政补贴的方式实际承担了法院在诉讼中所耗费的主要成本，当事人只需象征性地向法院交纳一些费用，因此，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主要是指律师费用，其法律援助也主要是针对律师费用的救助。
笔者以为，为避免法院因利益的自我相关而怠于实施司法救助，使司法救助制度有效地运转，发挥其作用，有必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司法救助费用。但是，就我国目前的财力状况来说，要求国家向法院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并承担主要的诉讼费用是不现实的 。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多方面筹集资金，以弥补司法救助的巨大资金缺口。比如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成立法律服务公司或者各类基金会，还可考虑为一定的弱势群体入残疾人等设立特定的资助项目[8]。


参考文献：
[1] 马勇霞.开展法律援助,共建和谐社会[Z].人民网,2005年,7月20日.
[2] 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9,(3).
[3] 崔之元.朗咸平风波,所有者掠夺与好的市场经济[J].读书,2004,11.
[4] 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99.
[5] 赵钢.关于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以修订民事诉讼法为背景所进行的探讨[Z].第八届全国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2004.
[6] 陶建国.日本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之研究[J].河北法学,2005,(3).
[8] [美]丹尼尔S.马宁.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A].宫晓冰,杨勇.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