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姚丽事件的法律意义

陈朝晖*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凭着你的崭新盔甲，青春的盾牌，
心灵的锐利，理想的利剑，
勇敢地摘取真理的金牌，
千万不要注意旁人的嘲笑。
无论过去是成功还是失败，
今天依旧阳光灿烂，
继续保持你的信心，
去扫除无知和虚伪，
去寻觅甘洌的清泉。
　　　——Mrs. Charles E. Cowman
中文摘要：
生命权和财产权都是应当受到法律保障的权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生命权应当优先受到保护，在政治国家则应考虑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来做出取舍。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不是无谓的牺牲，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暂时的妥协也无违正义的初衷。“殊死搏斗”不必然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可能是封建流毒的外在表现。见犯罪而不格斗制止者，当为法律所否定，但不得以此作为剥夺其紧急避险之权利的理由。
关键词：生命权 财产权 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正义 妥协

Money is Precious Indeed, but Life is Invaluable
——The legal Prescription of the Case of Li-Yao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right of life and property are both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law. When the two are conflicting from each other, we should distinguish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in civil society, right of life should be protected first; in national politics, choice should be made by considering the value instead of the ownership. The justice pursued by law is not a meaningless sacrifice. When be forced and cannot help but make a concession temporarily, it can’t be regarded as disobeying justice. “Life-and-death struggle” might not be the action of revolutionary heroism, but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feudal harmful influence. Seeing one is committing a crime without grappling to stop it, should be denied by law naturally. But when the law performs its right role, the right of necessity should be respected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right of life; property; civil society; national politics; justice; concession

1999年7月9日中午12时许，中国建设银行三名女储蓄姚丽、孙海波和李蓬趁中午无业户时吃午饭，突然闯进两名男子，其中一人从提包内取出一把5-6磅铁锤猛砸防弹玻璃，并高喊"你们赶快开门，不准报警，谁报警就整死你们"，姚丽马上躲在柜台下按"110"报警器开关和用电话报警，但警讯均未送出。此时，歹徒仍疯狂地将防弹玻璃砸出一个直径40公分伞状碎痕，并逼迫储蓄员孙海波打开柜台门，并威胁喊道"我们只要钱不杀人，你不开门等我们进去就杀了你们"。孙海波说没有钥匙并看了姚丽一眼，姚丽点头示意后，也以假装找钥匙拖延时间，蹲在柜台下打电话报警，但电话仍无蜂音。此时，孙海波见被砸坏的伞状玻璃碎痕要掉下来，出于害怕，在歹徒恐吓下将柜台门打开，因姚丽正在打电话未预料到孙海波将柜台门打开。歹徒进入柜台后，其中一名持刀歹徒威逼姚丽把尾箱打开，并扬言不开箱就杀了你，致使姚丽打开尾箱，歹徒将姚丽尾箱中13568.46元现金和孙海波尾箱中30190.00元现金装入随身携带的提包内，又说钱怎么样么少？姚丽等三名储蓄员均谎称"今天早上有个储户取了大份，行里送款车还没到，不信你们看看票子"。以此故意拖延时间，谁也没有把保险柜钥匙交给歹徒，也没有把保险柜打开，从而保险柜内25万元现金未被歹徒抢走。两名歹徒又乱翻一阵后逃离现场。姚丽又用电话向"110"报了警。案后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中取来现金13568.46元交给了单位。经查，姚丽平时工作勤恳，流产假期未到提前上班。
另查，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保卫部1999年3月份配发给景园储蓄所的恐吓报警器直至案发时还未安装，案发时，"110"报警装置失灵。在景园储蓄所的所长外出集训后，未按"男女搭配"和另设一名兼职安全员的规定配齐人员，也没有书面文件指令姚丽为临时负责人，亦未按规定经常检查监控报警、通讯设备和恐吓报警器是否灵敏好用，导致犯罪分子抢劫得逞。
1999年7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行长杨日新向该行工会委员会作出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议案，提请审议。该行工会委员会以姚丽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严重损害为由，于1999年7月30日作出了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议案。中共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市分行委员会遂于1999年8月2日作出开除姚丽公职的决定，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决定。同日，该会又作出了开除姚丽党籍的处分决定。姚丽对该行开除其公职的处分决定不服，向大庆市萨尔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大庆市萨尔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1999年11月8日作出裁决，撤销了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对姚丽的处分决定，恢复姚丽公职，安排工作，补发工资。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不服，向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条、第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撤消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工作委员会《关于对姚丽开除公职处分的议案》的决议。恢复姚丽工作，补发姚丽1999年8月5日至2000年1月5日的工资，合计人民币4601.90元。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负担。建行仍不服上诉至大庆市中级法院。
大庆市中院经审理认为，景园储蓄所被犯罪分子抢劫，主要原因是该所未安装恐吓报警器和"110"报警装置失灵，遭受侵害时不能及时报警，使工作人员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所致，加之上诉人未按规定配备人员，主要责任在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个人行为所致。当被上诉人面对手持凶器的两歹徒，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未能做到为保卫国家财产临危不惧，但为保护金柜中25万元现金与歹徒周旋，使国家大额财产未受损失，亦尽到了一定的责任，不构成严重失职行为。案发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拿来13568.46元现金将犯罪分子从自己尾箱中抢走的现金全部补交给了单位，不能认为给上诉人造成重大损害，不具备开除公职的条件。且上诉人作出开除姚丽公职的处分决定，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决定，未报所在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违反法定程序，实属不当，应当恢复姚丽公职，安排工作，补发工资。被上诉人提出返还已交的13568.46元的请求，可另案处理。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1999）萨民初字第1145号民事判
（二）撤销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的建庆发（1999）54号文件中"关于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决定"。（案情由本文作者根据《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庆民终字第128号》整理）
2000年3月23日姚丽到建行大庆市分行商贸储蓄所报到，工作至今。
2000年6月16日建行大庆分行向姚丽宣布大庆建行党委对她新的处分决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姚丽表示不能接受，提出复议，两个月后复议被银行口头驳回，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仍然是姚丽的一块心病。
在姚丽事件之后，建行大庆市分行让全行的工作人员签署了一份安全保卫责任书，在这份责任书的责任指标中提到如发生事故和案件应立即报警，全体员工要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与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斗争，不惜一切保护好国家资产和财产安全，并且规定畏缩不前、拱手交出国家资金和财产的要处以罚款、处分以及刑事责任。（资料来源于互连网“美亚新闻中心”钟鹭文：《姚丽：不是英雄就是狗熊？》）

一裁二审的蝉联胜出，似乎标示着法律对“礼教”的胜利。然而，姚丽目前的无奈，已经不单纯是法律的悲哀。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两级人民法院均支持了姚丽的主张而否定了建行大庆市分行的结论，是完全符合法治原则并无可挑剔的：
姚丽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正当且值得肯定的，应当定性为一种紧急避险行为。紧急避险在刑法上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在民法上不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所谓紧急避险，是指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用损害另一个较小的权益，以保护较大的权益免遭危险损害的行为。这一行为有三个要件：（1）须有急迫危险。（2）须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或公共财产上急迫危险而为避险行为，以较小的损失避免较大的损失。（3）须避险行为不超过必要的限度。
姚丽作为一个纤纤弱女，面对持刀的劫匪扬言“不开箱就杀了你”，不可谓不是面临“急迫危险”；交给持械抢劫银行的歹徒区区1万3千余元钱款，而保住了保险柜内25万元现金和公章、票据，自然无超过“必要限度”之虞。唯一或许还不得不讨论，但实际上确实不应当是一个问题的问题是：姚丽是否以较小的牺牲维护了较大的利益：
如果可以假设，我们试图假设一下（事实上这种假设本身就是残忍的）：姚丽不是巧妙的与歹徒周旋，而是临危不惧，挺身抗争，以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首英雄的赞歌（这样的词句几十年来已经频繁亮相于广播、报纸等全部大众传媒，以至我们如此的耳熟能详）。我们已无需假设在此种假设下，其余两名储蓄员和银行钱款的命运，假设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姚丽以自己的生命保住了一万三千元钱款，是不是就是一种最佳和唯一的选择。这涉及到姚丽个人的生命权和国家财产权（按照通说，建设银行作为国有企业，其财产由国家享有所有权）的价值衡量问题。
生命无价，似乎在文学抒情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市民社会也是一条无可辩驳的真理。但是从政治国家的角度出发，得出生命权永远高于财产权的结论，显然也有失冷静。“生生大德”，保护生命是社会正义的第一原则，在这个原则面前，其他所有的理由都黯然失色。同时，生命的死亡不同于财产的损失，具有不可补救性。因此，生命价值在市民社会永远处于优先地位。比如船舶在航行中因救助人命而误期或对货物造成其他经济损失，不承担责任。在船舶优先权项目中，船舶在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权优先于财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邓瑞平．《船舶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0．）同时，救助海上遇险之人命通常作为强行法规范（例如《英国商船法，1995》，Article3，PartⅡof Schedule 11，参见杨良宜．《海事法》．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9,382．），并不得主张经济报酬。但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至关重要的国有财产为国运民生之所系，也是国家保障个体人权的物质基础，比如国家在战时为了保障对军需物资的所有权，要求军人的生命权服从国家的财产权似乎是一个法理上没有争议且法律上各国通行的做法。我国《刑法典》就将“战场上贪生怕死，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战时临阵脱逃”规定为“军人违反职责罪”加以处罚。此乃政治国家的法与市民社会的法之差异使然。对于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财产与个人生命权的衡量，国家的刑事和行政立法有时不能对此做出硬性规定，企业的自主立法（企业的自主立法构成法的渊源，参见：吴春香、陈朝晖．《论企业管理之法治化》[J]．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67．）强调对国家利益的保护，似乎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是可以接受的。这虽然是市民社会价值取向的例外，但或许解释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未尝不可，而且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渗透也可合理运动而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下列前提是必须存在的：第一，此类企业的自主立法必须要经民主程序，比如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方能生效。因为这不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问题，而是事关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广大职工都认为保障特定重大财产的安全确实较个人生命安全更加重要，这是全体职工乃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那么将此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也无违法之虞。当然其是企业员工协调意志而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只能以软法（SOFT LAW，是指法律拘束力比较弱的法律）的形式存在。而不经民主程序，由少数人作出对多数人的产生效力的规范，则不但是对群众路线的背离，也是对法治的破坏，对人权的践踏！第二，重要财产，应当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内，即必须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决不能以一个“国有财产”的名头将鸡毛蒜皮也计算在内。第三，英勇斗争不是无谓牺牲，必须有避免或挽回重大损失的现实可能。第四，企业自主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发生冲突，不得剥夺企业员工基于法律而享有的“紧急避险”之法定权利，否则即为无效。而建行大庆分行要求员工在决无生望的情况下为一万三千元的财产利益而生死相搏，显然不具备上述前提，是极不人道也难说公道的。如果说我国公民的生命权竟然不及一万三千元人民币的财产权，恐怕要得出中国人牛马不如的结论。依照此逻辑，严重失职、有负党和人民重托的银行行长杨日新，其价值几何自不待言。
之所以存在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样的称谓，是因为生命和财产都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所以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当然以生命权优先，但在政治国家，法律侧重保护哪方面的权利，最终需要考量的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利益——是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谬论。试问难道集体利益不是由个人利益构成（虽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累加）？集体利益只有通过关注个人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如果片面强调为了集体利益，个人应当无条件的做出牺牲，而不考虑利益的大小，其结果是集体利益的总量有减无增，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是不经济的，当然也是非正义的。显而易见，即使政治国家，也不能一概的将财产利益置于生命利益之上，否则也可能发生对正义的背弃。
战时的军需物资，是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它值得用鲜血和生命去维护。但是，在众所周知的荒唐年代，一位青年为了抢救被激流冲走的一粒稻谷，而“光荣牺牲”，只因为那是集体的稻谷，该青年便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这个故事曾经激励过一代人，其中渗透着的无知和愚昧，还有残忍和血腥，令人想来不胜唏嘘。然而即使今天，仍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和阴影。据一位朋友撰文说，其读小学的侄儿所在的学校老师问同学们：如果遇到洪水，是抢救学校价值几百元的电视机还是抢救自家几千元的电脑，几乎全班所有同学都答抢救学校的电视机，唯有该小儿答曰先抢救自家的电脑，随后再给学校买台电视机。没想到该回答竟然还是招致老师的批评，曰：心中没有集体！这个故事，虽然没有“舍身救稻谷”极端，但其逻辑却同出一辙。集体的利益再小，也比个人至关重要的利益为大。这个逻辑从经济学上来说是显然不成立的，至少以该小儿的做法，对集体利益无损，亦可满足个人利益。这样一个利己利他的选择，不知怎么就成了没有集体主义观念。难道在可以减少损失的情况下，无谓的扩大损失就成全了集体主义的宗旨么？这样的道理小学生都很清楚，相信有理智的成人不会有人不明白。上世纪80年代末刮起的“学赖宁”的热潮，当时本文作者作为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小学生（当时作者已经通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数百万字），对此便十分困惑不解：难道救火不应当由专业的消防队来进行么？一个初中生，挥舞一根树枝，对伟大而壮丽的救火事业可以贡献多少力量？难道这样的牺牲精神是值得推广的么？可惜作者的观点没有人理睬，皇帝的新装依然被心怀各种目的的成人吹捧和赞颂，乃至1994年4月，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家屯镇东马屯小学对面的山上发生山火，十几名六年级小学生争先恐后去救火，结果，８个孩子葬身火海。而事后据有关部门评估，那场山火烧毁的都是荒草败叶和不成材的杂木，根本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由此，大连市终于将“中小学生不得参与救火”明文下发，多少反映出认识和立法的进步。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难道只有透过鲜血的折射才可以感知么？
爱国，爱集体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一定的“付出”和“奉献”也是爱的必要表达，但不是只有“割肉饲鹰，舍身饲虎”才是真正的爱。奉献也许不当谋求回报，但不能没有价值。本文作者的女朋友，总是三天两头给作者下达各类工作任务，要求作者毫不迟疑的效犬马之劳。先是满足她自己的奇思异想，后来发展到与她有交往的一干人等的鸡毛琐事。总之要求作者必须对这些毫无意义又劳神费力的付出乐此不疲，才能表明作者对她的爱意。我们知道“爱”不是“烽火戏诸侯”或“一骑红尘妃子笑” （杜牧《过华清宫》），也不是单方面的无条件付出。给褒姒、玉环等绝世美女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当然不公，但她们恐怕确实不如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贤良。同样，国家要求其国民爱她，这种对爱国精神的解读也不能是“空见蒲桃入汉家” （语出李颀《古从军行》, 汉武帝时为了求天马（即今阿拉伯马），开通西域，乱启战端。当时随天马入中国的还有“蒲桃”和“苜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之旁，弥望皆是，然而其代价却是“年年战骨埋荒外”）。贺卫方教授指出：“银行里的国家利益不仅仅是金钱，职员的生命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上海劳动律师在线” 《北大法学博导贺卫方谈姚丽事件》）所以国家在要求其国民爱国的同时，也要负起保障国民生命安全的责任和使命，而不能单方面的要求其国民“应将性命逐轻车” （李颀《古从军行》）。好在本文作者乃一介布衣，女朋友任任性，耍耍小孩子脾气，迁就一下也不会背负“红颜误国”的骂名。可是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如果也任性起来，也来点孩子气，那麻烦可就大了：其结果是国民的幸福和自由无从谈起，国家也将在病态中扭曲其栋宇和支撑。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闽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试行）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85年2月12日福建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水体和水质的保护
第三章 防洪与水电
第四章 发展航运
第五章 水产资源的保护
第六章 水土保持与森林保护
第七章 奖 惩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保护和多目标地开发利用闽江水系（简称闽江，下同）的水资源，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令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范围的闽江流域内从事与水资源有关的任何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省闽江流域规划开发管理委员会和地、市闽江流域规划开发管理机构（简称省和地、市闽江委员会，下同），由同级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共同组成，是保护和开发利用闽江水资源的综合管理机构，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
省闽江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检查督促本流域内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督本条例的实施；编制本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并下达任务；审查各有关部门的规划成果，统一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实施规划方案；协同省计委安排本流域内开发治理的年度工程项目的投资计划；
对地、市闽江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
第四条 闽江流域内县以上人民政府的环保、水利水电、交通、卫生、水产、林业、水土保持等职能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各司其职，积极协同同级闽江委员会，共同实施本条例，做好闽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

第二章 水体和水质的保护
第五条 凡直接或间接向闽江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向所在地的环保部门提出申请，并依法进行登记。未经批准，不得向闽江排放污染物；经批准排放的污染物，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超标准排污，除按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外，并负责治理。因排污倾废造成水质严
重污染的，当地环保部门应报请同级政府决定，责其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的，责其部分或全部停产。
第六条 可能影响闽江水质的新建、扩建、改建的企事业单位，必须依法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经与批准计划任务书同级的环保部门审查批准，方可进行建设。
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试产、投产。其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过有关环保部门检验，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不准投入生产或使用。
第七条 禁止向闽江水体排放未经消毒的含病原体的污水；禁止向水体排放或倾倒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或者含有高、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禁止船舶在非指定地点向水体倾废、排污；禁止向水体丢弃动物尸体；禁止生产及使用汞制剂、砷制剂等剧毒农药；禁止采用渗井、渗坑或漫流等方
式排放有毒、有害废水；贮存、输送有毒、有害废水的槽、管道或沟渠，必须有防渗、防漏措施，以确保地下水不受污染。
第八条 闽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沙溪、建溪、富屯溪、金溪、尤溪、古田溪、大樟溪的水体，一律执行国家规定的地面水环境二级质量标准；在个别区段如排污口附近，执行三级质量标准，其区段范围由地、市环保部门提出方案，报省环保部门批准确定。
排污数据以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数据为依据，发生争议时，以上一级环境监测站的核定数据为准。
第九条 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有关职能部门的意见，在闽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水域内，划定生活饮用水源区、风景名胜区、渔业养殖区和其他具有特殊用途的保护区，并严加管理，按规定保护好水质。

第三章 防洪与水电
第十条 为充分利用闽江水资源，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洪水灾害，禁止向闽江倾倒弃土、弃石、垃圾、工业废渣及其他弃料；禁止在规定的防洪标准所需的行洪断面和宽度内，填江占地、围垦造田、插篱促淤、擅自修建丁坝和各种阻水建筑物；禁止在堤、库、闸、坝管理单位的管辖
范围内开荒种植、破堤扒口、取土盖房、开石爆破；禁止破坏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物及其附属建筑物。
第十一条 在闽江上，应有计划的建设有一定调节性能的骨干水库，同时鼓励在上游积极兴建龙头水库。用水必须贯彻合理和节约的原则。
第十二条 为了确保水利水电工程和闽江下游的安全，充分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水库管理单位应编制调度运行计划，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擅自改变调度计划。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开闸泄洪或在紧急情况下需调节泄洪时，应提前通知紧接的下游水文站和县、市防汛部门，采取应急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十三条 为充分合理开发闽江水能资源，在闽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的河底黄海高程290米（建溪和富屯溪为190米）及以下处修建闸坝，需报经省闽江委员会同意。

第四章 发展航运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闽江通航河道或者可供通航的河道上修建永久性拦河闸坝或桥梁、渡槽、架空电线时，应根据航运发展的需要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按照规划的航道等级，修建过船建筑物或驳运设施；桥梁、渡槽、架空电线等跨河建筑，应满足航道等级规定的净空尺寸要
求。
特殊情况下须在通航河道上临时筑坝时，应事先取得交通部门同意，并在使用后立即全部拆除。
第十五条 为了尽量避免水利水电工程的下泄流量过小而影响通航，其枯水期的最小下泄流量和调峰电站的最小下泄流量，由水利水电部门和交通部门确定。
第十六条 禁止破坏闽江的航道建筑物和航标、测量标志及施工器材等导航、助航、通讯设施。
禁止在常年通航的河道上散放木材，设障捕捞水生生物。
禁止在闽江北港淮安至马尾段航道疏浚抛泥区的范围内建立贝类养殖场，具体范围由交通、水产部门划定。
未经交通部门批准，禁止在河道上挖沙、堆石、爆破。
第十七条 在闽江通航河道上行驶的船舶和浮运排筏，均应按规定向交通部门缴纳内河航道养护费。

第五章 水产资源的保护
第十八条 闽江水体内的鱼、虾、蟹、贝类，均应予以保护。
第十九条 在闽江从事捕捞者，须向所在地的县、市水产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批准并取得渔业许可证后，方可捕捞。
需在闽江水体采捕鳗苗和其他珍贵水生动物的，还应持有省水产厅渔政部门核发的许可证。
第二十条 不准在闽江水体的禁渔期（4月1日至6月30日）、禁渔区（闽侯鸿尾、闽清安仁溪口、南平桥下、沙县椭水门、青州、涌溪、永安东门、顺昌洋口、余坊、邵武大桥、建瓯潘墩、丰乐、建阳童游、顶头村、建阳与崇安河汇合处大小无连滩之间三角州）内捕捞和采集鱼、
虾、蟹的亲体、幼体。
禁止在闽江水体炸鱼、毒鱼和滥用电力捕鱼。
第二十一条 在闽江的鱼类回游通道上筑坝，要有过鱼措施。
在闽江养殖水域进行勘探、爆破及施工等其他作业时，主持单位应事先和养殖经营单位或个人协商，并采取防护措施；若养殖生产遭受损失，主持单位应负责赔偿。
第二十二条 为增加水产资源，鼓励国营或集体单位有计划地向闽江水体进行人工放流增殖。
对捕捞主要经济鱼、虾的渔船，水产部门可逐步收取水产资源保护增殖基金，专项用于资源增殖和渔政管理。

第六章 水土保持与森林保护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凡在闽江流域开矿、采石、建厂、筑路以及兴建其他设施，均应在报批工程设计中，安排施工涉及范围内的水土保持计划和经费。凡造成水土流失的单位或个人，应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承担治理责任；限期内未按要求治理的，由水
土保持部门指定其他单位或个人治理，治理费用由造成水土流失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二十四条 闽江流域下列范围不准开荒：
一、山顶或山脊部位；
二、二十五度以上的坡地；
三、大、中型和小（一）型水库最高蓄水线以外一公里，小（二）型水库最高蓄水线以外半公里的地带；
四、干渠两侧十度以上坡地，一百米以内的地带；
五、铁路、公路两侧的山坡、路基坡面。
第二十五条 为防止水土流失，保护水土资源，鼓励国营、集体单位和个人在闽江两岸植树、栽竹、养花、种草，谁种植管理，谁收益。
属于全民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由林业部门组织营造，收益按照国家规定分配；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由集体或个人组织营造，收益分别归集体或个人；属于个人营造的，可以转让、继承。
第二十六条 下列森林和林木，允许进行抚育间伐、卫生采伐和有限制的更新采伐：
一、闽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两岸第一重山或一公里范围内以及这些江河源头部位的；
二、水库淹没区域第一重山范围内的；
三、铁路两侧各二百米、干线公路两侧各五十米内的；
四、坡度大于二十五度、小于四十五度的山脊上的；
五、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农田防护林，江河护岸林，坝区、库区、堤防和渠旁的防护林，一般自然保护区和风沙地、水土流失地上的乔、灌木林。
第二十七条 下列森林和林木禁止采伐：
一、闽江两岸的风景区、游览区、名胜古迹地和绝对自然保护区的；
二、坡度大于四十五度的山地上的；
三、土层浅薄、岩石裸露的坡地上的。

第七章 奖 惩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闽江委员会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
一、在保护闽江水资源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
二、在开发利用闽江水资源的科学研究中成绩卓著的；
三、对治理闽江提出优良方案并取得显著效益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章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不同情节，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或责令赔偿损失，直至追究单位领导人和直接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向闽江排放污染物的；
二、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尚未建成或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即试产、投产，造成水质污染的；
三、违反规定，排放残油、废油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造成水质污染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章规定的，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一、擅自倾倒弃土、弃石、垃圾、工业废渣及其他弃料的，除责令清除或承担清除费用外，并按每立方米处以五至十元的标准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
二、违反第十条的，责其拆除违章建筑，拒不拆除的由有关单位代为拆除，拆除费用概由违章单位或个人承担；
三、违反第十三条规定，擅自修建的闸坝被淹没时，无权要求赔偿。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章有关条款的，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一、违反第十六条规定，擅自挖沙、堆石的，除责其清除或承担清除费用外，并按每立方米处以五至十元的标准罚款；擅自爆破的，罚款三百至五百元；违反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无权要求赔偿。
二、违反第十七条规定，拒缴内河航道养护费的，吊销其船舶航行签证簿和船员证书。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除没收渔获物百分之十外，并处以下罚款：机动渔船，每一作业单位罚款一百元，木帆船每一作业单位罚款五十元；再次违反的，处两倍罚款。违反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每次罚款二十至五十元，并没收非法器具和全部渔
获物。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二十四条规定的，除责其赔偿损失外，还应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盗伐、滥伐森林或其他林木，情节轻微的，按照《森林法》和《违反森林法行政处罚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 凡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超标准排污费、内河航道养护费、水产资源保护增殖基金分别由环保、交通及水产等主管部门收缴，按有关规定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罚款，由环保、水利水电、交通、水产、林业、水土保持部门按有关规定执行，除环保和水产部门外，其他部门的罚款金额百分之八
十缴地方财政，百分之十五留主管部门，百分之五缴省或地、市闽江委员会。留用部分的罚款，全部作为实施本条例的费用。
第三十七条 不服行政处罚的，可从接到行政处罚通知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1985年3月1日起试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的应用解释权属于福建省人民政府。



1985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