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 是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关于自首的认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容易产生分歧，本文从几个案例着手，尝试厘清自首制度。

　　一、案例的引出

　　我国刑法第67条明确规定了自首制度的构成条件、处罚原则。正确地适用自首制度,对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及时侦破和审理案件,以达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涉及自首认定的案件纷繁复杂，司法实践对自首的认定分歧在所难免，为此本文将从四起案件谈起从而对自首的认定进行几点思考：

　　案例一：2009年5月23日，被害人陆某的妻子发现陆某失踪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侦查，确认赖大光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月26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赖大光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赖大光到达公安机关后，公安人员经对赖大光驾驶的轿车后备箱进行检查，发现有残留血迹，即对赖大光进行讯问，赖大光随即供述了杀害陆某的犯罪事实。

　　案例二：2008年6月至2009年12月，被告人余某某以与他人合作经营为名，采取编造虚假合作项目等方法，共骗取他人人民币80余万元。2010年1月22日上午，公安人员找到余某某的母亲江某询问相关情况，江某向侦查人员反映：余某某可能住在邻县表哥家中；侦查人员经过侦查，于当天下午3时许将被告人余某某抓获。余某某被抓获时未作任何反抗，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案例三：2009年10月23日，被告人梁某在自己经营的食品店内将店员韩某杀死后将尸体埋藏在菜地。案发后，公安机关根据掌握的情况到被告人梁某家调查，从洗衣机中查获了带血迹的短袖衬衣。公安人员据此对被告人梁某进行传唤，梁某面对短袖衬衣即供认了其作案的经过。

　　案例四：被告人盛某某因有抢劫嫌疑被通知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但其不交代其犯罪行为。在调查中，警方发现盛某某另有赌博的违法行为，即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七天的处罚。在此期间，被告人盛某某以自首书的形式向警方如实交待了抢劫罪的犯罪事实。

　　对上述案例中四被告人的认罪供述行为构成自首还是坦白，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案例中四被告人的供述行为，是在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的供述，且其交代的达到立案标准的犯罪事实，与司法机关原掌握其违法行为涉嫌罪名相同，因此不能构成刑法第67 条规定的特殊自首情节，只能算是坦白。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案例二中被告人是因其母亲的行为而被抓获的，又如实的供述了罪行，其行为符合相关部门对刑法自首的司法解释，应该属于自首。案例一、三中两被告人的供述分别是在被动归案后，在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作出的，所以供述的够罪行为只能成立坦白。案例四中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因其赌博行为达不到犯罪立案标准，其供述的后罪应该成立自首。

　　二、相关疑难问题的分析

　　（一）一般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它需要具备两个法定条件:“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下面针对有关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

　　1. “自动投案”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在未被询问及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对自动投案的认定的难点集中在两点：①自动投案时间的认定。自动投案的时间一般理解为应是在犯罪人尚未归案之前。例如,在犯罪事实未被发觉时投案;在犯罪事实虽被发觉,但没有查清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投案;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在未受到讯问或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投案;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也应视为投案。②自动投案主动性的认定。自动投案的主动性是指犯罪人基于自己的意志积极主动的投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的,也应认为是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应视为自动投案;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同样视为自动投案。因此,“自动投案”不要求出于特定动机与目的。实践中,出于真心悔悟,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因为亲友劝说,由于潜逃后生活所迫等,都可能成为自动投案的动机与目的,投案的动机和目的差异不会影响自首的成立。

　　2．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所谓“如实供述”,是指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将自己的犯罪事实予以陈述,在如实供述的基础上,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性质及刑事责任大小所进行的自我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为了使将来的判决结果有利于自己,而故意歪曲事实,在关键情节上蒙骗司法机关,为自己开脱,则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不构成自首。

　　（二）“特别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特别自首,又称准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罪行的,以“自首论”的情形。准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强制措施的理解。

　　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包括其他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措施主要包括：拘传、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五种。采取强制措施是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一定期限的限制和剥夺，使用不当会对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严重侵犯，所以法律对采取强制措施的主体和程序均有严格的要求。除了上述三机关和五种措施外，其他机关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公检法机关的其他行为、手段都不是合法的强制措施。

　　2． 对“其他罪行”的理解和认定

　　这里的“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犯罪的问题是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解释》为了统一认识规定：“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不同种的罪行。”这一规定可以平息理论界的争论。但仍然存在不少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其他罪行”是相对于已被查获、被指控或被认定的罪行而言的，《解释》对此却作出了不利于被告人的限制性解释,仅限于不同种罪行是片面的。（三）坦白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三）坦白与自首的区别

　　一般意义上的坦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动归案以后，如实交代被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坦白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两个：“被动归案”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坦白与自首最大的区别在于：是“主动投案”还是“被动到案”；供述的是“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事实，或已经发现尚未对其进行指控的事实”还是“被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坦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悔罪程度，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因此，刑法也把其规定为从宽处罚的情节，只是这种从宽处罚是酌定情节，没有自首这么“名正言顺”，而且一般情况下，自首比坦白的从宽幅度要大。

　　三、案例的分析

　　（一）接受初查询问时主动供述的性质认定

一、法定代表人

　　《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中也对法定代表人作了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简单通俗地说，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业务范围内有权直接代表公司从事一切与公司活动有关的行为，该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直接就可以代表公司，而不需要公司另外授权，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公司。法定代表人需要对公司的经营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代表权

　　事实上，公司法调整的是纵向经济管理调控关系，而民法调整的是横向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代表权是法人赋予其内部人员的权利，而代理则是彼此独立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委托授权关系。

　　代表权不同于代理权的两点在于：第一，公司法上的代表权是指代表权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而享有的对外代表公司的资格或地位。亦即前文提到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业务范围内有权直接代表公司从事一切与公司活动有关的活动，他的行为被认为是公司的行为，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该公司。第二，公司法定代表的代表权并非由公司股东授权而产生，而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而产生的代表整个公司的权利。

　　可以看出，为代表行为需要具备两个要件，即代表行为需要是出于职务本身的要求，并且进行代表行为的主体需要来自法人内部。

　　三、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及其效力

　　我国现有的关于法人代表的规定只规定了法定代表行为，却没有涉及到现实当中存在的大量非法定代表的代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代表行为的范围及责任承担等未作出明确规定。如《公司法》对董事、经理、监事挪用公司资金等行为的规定等都没有详细说明，而对法人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等也较为笼统。加之现实生活当中，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从事一切有关公司的活动，通常情况下，公章、格式合同等均由其保管，这些都为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越权代表行为的典型形态包括超越法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超越公司章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和其他内部决议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等。对于以上几种典型形态，按理来说毫无疑问应当视为无效。然而这往往不利于调动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务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公司在对自身不利时以“越权”为借口逃避应负的法律责任。这在事实上设立了不公平的交易程序，使公司处于越权责任和风险之外，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从长远利益考虑，越权无效也不利于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现代立法渐渐由越权无效发展为越权效力待定甚至完全有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根据《合同法》注释本的解释，该法条即是面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情形，法律规定他们执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应当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究其原因，无非是考虑到对于合同相对人而言，一般不知道也没有义务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负责人的权限到底有哪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内部规定不应对合同的相对人构成约束力，否则将不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当然，若合同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是超越了权限，而仍与之订立合同，则具有恶意，此时合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此条所谓的超越权限，主要指以下两方面：一是超越授权范围的越权。在这种情形下，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虽然超越了公司授权范围，却仍在公司经营范围之内。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不超过公司经营范围的越权行为有效，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类比于表见代理而得出“表见代表”的结果。相应地，表见代表行为的构成也需要越权人具有法定代表权的外观，并且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越权人具有该代表权而与之进行交易。此种情形之下，法人应当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该越权行为如果造成了对法人的损害，越权人还应当对法人承担损害赔偿的内部责任。】

　　二是超越经营范围的授权。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公司法》第十一条也有“公司应当在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不难看出，我国现行法没有以反面方式对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因此不宜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直接无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法人的经营范围理解为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内部限制，对外不对相对人发生效力较为妥当。因为法人的经营范围只是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机制，这样的限制只具有内部效力。相对人善意地从事交易活动时，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其章程中关于法定代表人权限的规定进行审核，不应当加重相对人的责任，也不应当增大交易成本，阻碍经济流通。具体而言，代表人因其职权与公司产生联系，这属于内部关系，第三人对法定代表人依其外观存在的职务而产生信赖，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表权并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其代表权产生怀疑。因此相对人只要能够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就应当算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可以认定代表人享有代表权。即便代表人行为超越章程，也只能因其是内部限制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是由公司对相对人承担责任。类似地，《公司法》也将法定代表人不代表或者超越代表公司的行为定为承担对公司的责任，即当法定代表人越权时，公司承担外部责任，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承担内部责任。因此法定代表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不当然无效，相对人为善意第三人应当认定代表行为有效。该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立法精神一脉相承。

　　当然，从其表述来看，《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如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善意第三人，其举证责任在于被越权代表的法人。应当说，法人的举证责任相对较重，现实中法人很难举证证明相对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情况下仍与之缔约。不过，非善意相对人有两种情况，即恶意相对人和过失相对人，该条不予保护的相对人既包含恶意相对人，也包括过失相对人。也就是说，相对人恶意或者过失与越权代表人缔约都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越权的法人只要能够证明相对人在缔约时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系越权代表的事实，就可以不受越权代表行为签署的合约的约束。此时的相对人即使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恶意，也存在应知却不知的过失。

　　四、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防治

　　综合以上阐述，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的经营范围的行为或是超越其代表权限实施的行为，法律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及经济效益、秩序，倾向于认定其有效。然而，这就不得不考虑一种特别的情况：如果法定代表人故意滥用代表权损害公司利益呢？为了最大程度防治类似问题的产生，笔者认为可有以下措施：

　　首先，既然法定代表人受到与公司之间的内部限制，那么加强这种内部限制的限制力度就显得尤为关键。一方面，法定代表人竭心尽力对公司事务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公司应当视情况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进行惩戒。诚然，法定代表人越权一旦发生，极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东、相对人三方利益俱损，然而，出于对越权行为的惩戒和调动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务的积极性之权衡考虑，可以适当减轻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责任。通常而言，由于与正常的商业风险难于区分，一般过失越权行为不宜采取过重的责任追究，避免加大行为成本。但若是由于重大过失或故意而发生的越权行为，则需要法定代表人承担对公司的责任。

　　其次，逐步建立法定代表人对于相对人的责任制度。将法定代表人越权的行为区分为有权代表、无权代表或表见代表。有权代表的情形中由法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对于无权代表的情形，由于相对人与法定代表人双方均存在过错，各自于范围内承担责任较为公平。而针对表见代表的情形，尽管《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即将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认为是法人的行为，由法人承担责任，但应当排除法定代表人由于重大过失越权代表或是滥用代表权的情形。若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明知自己无权代表（如已经离开公司等）而仍与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损害公司利益，应当由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负担责任；另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导致法人破产，此时规定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的责任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日本《商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董事与公司相对人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这种立法价值取向值得参考，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定代表人依照法人的意志行使代表权，从而限制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同时也保护了法人和向对方的利益。

　　当然，为了防治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发生，积极发挥监督监管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为落实监督，法人成员、法人、债权人等由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而遭受损失时，应当有权请求其停止损害，并请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是提起诉讼的权利。如日本《商法》便规定，因董事进行不在公司目的范围内行为和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对公司产生不可恢复之虞时，6个月前起持续持有股份的股东，可为公司请求停止董事的请求。不过，停止请求权有效的前提应是与相对人达成协议之前，否则不得行使该权利。这种立法价值拓宽了对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监管途径，值得借鉴。

北安市法院 王胜宇